经济学家时不我待

2017年4月| 3分钟阅读时间

这个看似简单正确的时间价值理论的问题在于，我们衡量工作和休闲时间价值的方式在发生变化。

对于我的祖父和曾祖父辈（ 20 世纪 20 年代和 20 世纪 30 年代他们在伦敦的码头打临工）来说，时间的价值很容易计算。 如果有工作， 他们就按小时领取酬劳。 没有活可干时，自然也就分毫无收。 技能水平决定了提供时间的劳动者数量。 码头工作的技能含量低下，因此供应量大；我曾祖父的时间价值很低。

而在休闲时，就是纯粹的休闲。 工作有明确的地点和时间加以辨别——工厂或造船所的哨声或铃声标志着上班和下班。 在那个时间段之外，离开工厂或码头的围墙，便是休闲。 休闲也有其价值，尽管 20 世纪 30 年代时的高失业率迫使人们非自愿地“休闲”，休闲时间的价值非常低下。

在现代世界里，对休闲和工作的时间划分变得不那么清晰。 这种工作和休闲时间界限的模糊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加剧[1]。 第四次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就工作和休闲进行组织的方式。

过去几十年日本工薪族典型的上班模式（那时的社会不能接受下属比主管早离开办公室），即本人必须到办公室上班，这种模式已经不适合在家办公和“永远在线”沟通的当今世界。 如果我翻阅最新一期的《牛津经济政策评论》，享受片刻的轻松阅读时光，这算休闲还是工作？ 我从阅读中获得了巨大的个人乐趣，但同时也提高了我的工作技能。 这部分时间又该如何计算其价值呢？

制造业岗位的减少加速了变化的发生。 生产装配线上的劳动者必须全程在岗——只要缺了一个人，人机混合体即告失败。 随着装配线上的岗位被机器人接替（机器人会忠实地坚守岗位），更侧重服务行业的工作场所和可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场所有望应运而生。 在规定的时间里本人是否到岗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产生有价值的产出才重要。 雇主不再使用时间作为产出价值的替代指标，而是直接衡量产出。 其中一个表现是诸如通用电气和网飞之类形形色色的企业都允许员工无限休假——网飞甚至宣称根本不记录员工的工作时间。 对工作结果的质量评定（通过绩效评审）取代了对工作时间的数量评定。

休闲时间的价值也在发生变化。 在更虚拟的世界中可能出现的一项变化是，财富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体验”。 财富是旧工作方式的物质表现。 在办公室里投入的时间等于成功的闪耀成果（以《虚荣的篝火》之类的形式）。 而在更虚拟、更无形的当今世界中，“金钱买不到”的经验显得更为重要——但经验需要休闲时间的投入。 休闲时间的价值随之转变。

令人不快的事实是时间的不平等。

技能越不足、效率越低下的劳动者，其休闲时间越少；他们需工作更长时间才能产生其他更熟练的同行相同的产出。 人们可能收入同等，但工作/休闲的比率并不相同。 低技能劳动者的生活质量不及高技能劳动者——这是传统的时间价值衡量方式无法体现的。

在 19 世纪，收入不平等最终促成了“有闲阶级”的产生，他们有充裕的空闲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任何休闲活动。 有闲阶级持有的资本存量（其形式主要为土地和其他继承的财富）让他们得以享受无限的休闲。 重要的现代资本是人力资本——是技能和灵活性使人成为工作团队中的重要成员。 人力资本充足者拥有的休闲时光远比其他人更多。 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熟练劳动者可以选择有多少休闲时间。 而人力资本匮乏的非熟练劳动者由于必须长时间工作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因此休闲时间受到限制。 新的时间价值可能让社会重回奥斯丁和狄更斯小说中描绘的时间不平等时期。

[1] 其示例可参见 S. Lewis 等人 (2016 年) 所著的《紧缩、衰退及其他艰难时代下的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 in times of austerity, recession, and beyond)，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以及 T. Sullivan (2014 年) 在《社会学探究》(Sociological Inquiry) 第 84 卷第 1 号第 1-15 页撰写的《贪婪的机构、过度工作和工作-生活平衡》(Greedy institutions, overwork and Work-Life balance)